狄马：猴子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狄马：猴子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小就喜欢读刘基的《楚有养狙以为生者》，认为是一篇好文章。好就好在造反上。最近又有机会接触了多遍，才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造反故事，这个寓言最有价值的也不是众猴破栅毁笼、啸聚山林的豪迈，而是“造反”之前的那个觉醒过程。

全文不长，对话过程引用如下：

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於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

我们看一下，猴子是怎么意识到它们的不自由的？或者换成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猴子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刘基回答得很明确：是从小猴来的。那么，小猴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猴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在日复一日的劳作和棍棒拷掠中，它多次问自己，这究竟是为什么？它一定觉得事情有哪儿不对，但又说不出不对在哪儿？终于，通过多次观察和研究，它发现地上的长颈鹿在吃草，但只管自己饱，回家时并没有在腋下夹一捆菜，因为长颈鹿背后没有一个“鹿公”；树獭没有它们聪明勤快，但饿了就吃，吃了就睡，自得其乐，因为树獭背后没有一个“獭公”；甚至连奇丑无比的野猪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拱了地下的草，全权享受，并不需要交给一个“猪公”，它才一下明白：狙公是一个外在于它们生活的闯入者，并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伴侣。

可以想象，对于一只猴子来说，获得这样高深的思想并非易事。因而，当它把它的研究成果向它的同伴展示时，由于这个思考过程的精彩绝伦，无懈可击，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用到这群猴子身上，就是当这群猴子听完演讲，灵魂被照亮的刹那，它们便不再是普通的猴子，它们脱离了原有的状态。因为相对于其他猴群，它们知道了它们所处的，而其他猴子即使被人折磨至死，它们也不晓得。

简单地讲，就是以小猴演讲为界，这群猴子的一生被分为两半：前一半是在黑暗中的盲目行进与等待，它们的灵魂沉睡在死荫之地，看不到阳光和希望；只有在听了小猴演讲之后，它们内心沉睡的力量才被唤醒。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它们不再恐惧，因为真理之光已楔入它们的内心，成为引领它们走向自由的力量。因而，这一天，是猴子的“独立日”和“复活节”。

小猴是理所当然的“先知先觉者”，是众望所归的启蒙主义领袖。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当大家“昏而未觉”时，它已经开始为群体寻找出路。虽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群体的“大多数”总是习惯于接受那些陈陈相因的意见，平庸单一的观念，但只要这个群体的异议不被禁止，人们虽然面临监禁和高压水龙，但仍然可以在不同场合听到各种异质的声音，领受到参差多态的趣味和美，一种特行独立的思想，就迟早会被发现出来。以这群猴子为例，只要狙公不是全天候跟踪它们的行动，二十四小时窥探它们的思想，它们就有可能利用外出作业、中场休息、吃饭饮水、拉屎交配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展开独立思想。

当然，对于任何群体中的先知们来说，这个过程都是痛苦而漫长的。这不怪猴子，任何动物要从自己天性的不成熟状态里剥离出来都是十 分困难的。究其原因，除了动物天性中的怯懦、懒惰以及确实没有运用理智的能力外，最重要的是狙公，甚至父母亲戚，从来不允许它们做这种尝试。这样，当大自然早已把猴子从一个单细胞演化为一个生物圈中罕见的灵长类动物时，它们的全体仍然愿意留在不成熟状态里。有一个笼子替我抵挡风寒，有一个“老狙”替我安排活计，有一个“人形动物”替我执掌良心和思想，我何必伤脑筋？这就是狙公之所以能长久地充当保护人的原因。

但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假设之上，即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一旦一个微小的怀疑从生活的暗流里涌出，变成一个无法熄灭的火花从一两个个体的脑中飞速擦过，那么，谎言的大厦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下来。康德说：“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具体到猴子革命这件事上，在小猴演讲之前，众猴并不是缺乏思考的能力，这从最后它们“一拨就转”的速度上，也可以看出它们的思考能力。“言未既，众狙皆寤”——话还没有说完，众猴便恍然大悟，这不是一群没有思考能力的猴子的反应。只是胆怯和习惯使它们相信，如果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引导它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它们自己是很难管理自己的。

就这样，猴子在山林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秋，一代又一代的生命轮回。直到小猴出现，它们才知道，以往的生命是在黑暗与虚无中度过的。因而，小猴是它们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换成我们熟悉的话，就是，它以自己的理论实践为猴子的自由解放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武装了干部。就像美国人有华盛顿和杰弗逊，法国人有伏尔泰和卢梭，中国人有胡适和鲁迅，这群猴子应当为小猴在独立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而打造一座纪念碑。

猴子走后怎么办？刘基说得很明白：“狙公卒馁而死”，这没有什么可说的。问题是猴子呢？猴子虽然脱离了狙公的统治，“入于林中”，但“入于林中”之后呢？刘基没有讲。借用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中的猜测：“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回来”是肯定没有的，刘基说得很明白：“不复归”。至于有没有“堕落”，比如，女猴子是否卖淫，男猴子是否吸海洛因，没有考证，不敢妄谈。我想知道的只是，猴子“入于林中”之后是否还会推举一个首领？比如，它们是否会因小猴对这次革命战争的首倡之功而将其推为首领？它被推为首领之后是否还会建立和以前一样的政权？不得而知。但根据这次革命的逻辑推断，是不会的。因为我们说过，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造反，不是想赶走一个坏皇帝换上一个好皇帝，而是从根本上觉得，不能“假於彼而为之役”。一句话，它们不想做别人的孙子，它们想自个儿成为自个儿的爹。

猴子要自己治理自己当然也不难。根据人类的一般情况推断，普通的无政府状态或自然状态也比暴政要好得多。我们说过，在普通的无政府状态或自然状态里，人人有权惩罚对他的生命和财产构成危险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牵涉到他或别人案件的立法者和裁判。那么，有人就会问了：如果人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来执法和裁判，那么，怎么才能保证一个案件和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当然不能。但大家想一想，在一个君主专制的社会里，谁能保证一个君主不是依照自己的好恶，而是依照上天赐赠的良知和公正心来处理他与臣民之间的一切事务？当然也不能。那么，在这两种不能之间，究竟哪一个更好些？我认为是在自然状态下要好些。因为在自然状态下，如果一个人不义地对待过另一个人，那么，他就只能等着这个人在另一件事上不义地对他了。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但他知道从此“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但在一个君主专制的社会里，皇帝搞了你的女人，你只能忍气吞声。你想化悲痛为力量，也搞他的女人连门都没有。究其原因，在于自然状态下的每一个个体除了膂力和简单的武器差异外，人们拥有的力量都差不多，但在政治社会里，人们为了执法的方便给君主以及他的官僚机构赋予了很大的权力和装备。你想依靠个体的力量战胜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缺少一个明确的，事先为大多数共同接受的规则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因而，普遍的感情用事和报复心理使这种状态下的执法极不稳定。人们对合乎自己胃口的人和事倾向于包庇和纵容；反之，则倾向于严惩，甚至食肉寝皮。遭遇不公正对待的个体又会反过来寻找一切机会来弥补它们受到的损害。这使整个群体始终处于动荡 之中。

为了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幸福和财产安全，人们放弃了自然状态下拥有的大部分自由，自愿结成社会。具体到这群获得自由的猴子，它们在最初也可能选择无政府状态，但慢慢发现，这会给群体的生存、安全以及繁衍带来许多不便。比如，最简单的，今天出山遇见一头豹子，谁打前锋，谁跑中场，谁当后卫是要有一番部署才能行动的，否则大家谁也跑不了；当群体内部因为食物和性交发生争执时，谁来定夺是非，组织食物和异性分配？遇到饥荒和干旱季节，谁带领大家寻找新的领地和水源？因而，一个较为合理的猜想是，它们还会组织起来，以便依靠群体的力量保护个体，延续种群，但被新思想武装起来的猴子不大可能建立和狙公当年一样的政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猴子的这次革命行动，大概就相当于美国的独立战争，战争之前的群猴对话大概就相当于《独立宣言》。